1949年盛夏，兰州黄河边炮声大作。城西高地上，彭德怀拿着望远镜，盯着城里升起的滚滚黑烟，对身边的人沉声说了一句：“这一次，一定要把‘青马’的根拔干净。”很多年后，人们提起西北“二马”，想到的往往是他们在兰州、宁夏被解放军击溃的那几天，却忘了这个家族在西北盘踞了足足八十多年，像一张网一样，罩在当地百姓头上。
要看这两块“硬骨头”到底有多难啃，得从他们的发迹、扩张，再讲到他们在抗战与内战中的不同选择，最后再看毛泽东为何要对“三马”区别对待，彭德怀又是如何一口气将其势力连根拔起的。
一、从驮脚小贩到“西北王”：马家八十多年坐大的路数
清光绪年间，西北大地贫瘠而闭塞。青海、甘肃一带的马海宴，还只是个整天弯着腰刨地的穷农民，日子过得紧紧巴巴。后来他不甘心，只好去当“驮脚”，给人赶骆驼、运货跑城镇。路上辛苦不说，但眼界被迫打开了，看多了人来人往，也就学会了见风使舵。
攒了一点本钱后，他开始走街串巷做买卖，一边做生意，一边打听各路势力的情况。为了拉拢人心，他又借着自己会念《古兰经》，刻意在乡里装“善人”，施舍一点小恩小惠，很快就混出个名声。在当时那种环境里，能在宗教圈子里占据“带头人”的位置，意义远比多挣几个铜板要大得多。
机会很快来了。甘肃的回民起义风起云涌，马海宴投靠了当地一股重要势力——马占鳌。等到马占鳌在左宗棠“剿抚并用”的策略下选择归降清廷，马海宴也顺势成了旗官，从此不再是地里刨食的农民，而是穿上军装、有了军饷的“清军官”。马家从这一步开始，走上了军阀化的道路。
马海宴有三个儿子，个个好勇斗狠。三儿子甚至死在与藏族武装的械斗中。这种拼命三郎的性格，恰恰是当时军中最吃香的。马家父子在镇压义和团、押送西逃的慈禧太后等行动中立下军功，到清末时，马海宴已经升到了骑兵督带这种相当于地方“马队统领”的职务。
他死后，二儿子马麒继续承袭这样的武装基础。辛亥革命后，天下军阀割据，原来隶属于甘肃的青海地带成了谁拳头硬谁说了算的地方。马麒看准时机，一边怂恿老上级自封“总统”，把对方推到风口浪尖，一边暗中联络地方士绅、武装头目，等老上级被各方不满的力量推翻后，他再顺势接管军权。
靠着这一步步的盘算，马麒把青海原本不过一千人左右的地方武装，扩充到了三千多人的队伍，又凑出上千匹战马和数千支枪。与此同时，他还收拢税权、矿权，让子侄辈掌控盐、粮、畜牧贸易，把青海的命脉握在自己手里。
有意思的是，马麒本人不认得几个字，却很清楚“枪杆子之外还得有笔杆子”。他四处招揽文人幕僚，让这些人替他写告示、出主意，甚至以他的名义兴办学校、设教育机构。名义上是在“开化边地”，实质上则是通过教育系统灌输对马家的忠诚，让下一代从小就知道“有马家，才有饭吃”。
这套布局到了他侄子马步芳那里，进一步升级。到了民国二三十年代，马步芳已经成了青海、兰州一带实打实的“土皇帝”，军政财权一把抓，把一省之地经营得如同自家庄园。
二、宁夏“宁马”的另一路发迹：逢源、攀附、左右逢源
与青海“青马”有几分类似，宁夏“宁马”的起点也很低。马鸿逵的祖父马千龄，同样是农民出身，早年靠做生意混口饭吃。有一回，他在行商途中救了一个蒙古头人，算是结下了一段重要的人脉。之后，他也像马海宴一样投靠了马占鳌。在马占鳌归顺清廷后，马千龄被封了个蓝翎都司，虚职一枚，但这一纸敕命，给后代人增加了不少光彩。
真正让宁马崛起的，是马千龄的两个儿子——马福禄和马福祥，两人都中了武举。尤其是马福祥，既能骑马打仗，又懂些文章道理，还非常会交际。在军阀圈子里，他与张作霖、吴佩孚都有来往，与青马那边的马麒也能称兄道弟。辛亥革命后，马福祥逐渐掌握宁夏的军权，成为当地不可忽视的一号人物。
马鸿逵是马福祥的大儿子，先后在袁世凯、黎元洪、冯国璋等人身边当过侍从武官。这样的经历，使他很早就习惯在北京、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周旋，也学会了怎样拿捏“站哪一边”才对自己最有利。冯玉祥得势时，他紧跟冯；蒋介石北伐成功，他又迅速拥蒋反冯，姿态变得极快。
从表面看，马家父子都是“拥护中央政府”的忠诚将领，积极响应南京的号召，接受国民政府编制。实际上，他们不过是多了一层合法外衣，可以名正言顺地继续在当地收税、征兵、圈地、垄断生意。西北广大地区，民族众多、地形复杂，普通百姓接触到的“政权”，往往不是南京政府，而是马家军及其宗教头目。
蒋介石自1927年掌握中央政权后，便不断向西北伸手，希望用军饷、军衔把这些地方军阀固定在自己麾下。但蒋介石对军阀一向多疑，他很清楚这些人“吃两家饭”的本事。因此，他一度调换了马鸿逵和马鸿宾所部驻地，让这对堂兄弟相互牵制，防止其中一方坐大。
在青海与宁夏之间的权衡上，蒋介石看重的是马步芳的“肯打”，认为青马的战斗力和对中央的依附度更高，于是倾向于扶持青马。对于蒋而言，二马对他有用的地方，就是能堵住西北这块“门户”，能帮他挡住红军和地方反对力量。而对于二马来说，挂上“国民政府将领”的牌子，只是让他们在当地欺压百姓时更有底气。
三、保甲、民团与水磨：青马如何把一省之人变成“兵与奴”
西北“二马”中，出手最狠、控制力最强的，要数马步芳。到了抗战和内战交织的三十年代，他在青海推行了一套让当地老百姓闻之色变的“全域皆兵”制度。
他与其父马麟一起，将保甲制度发挥到极致。全省一万三千户左右人家，被人为划成上万个“甲”，若干个甲又组成一个“保”。保长管甲长，甲长则盯住每户人家的劳动力。一旦需要征兵，哪个村、哪家有青壮年，统统一目了然。谁要是敢有一点反抗，不肯出壮丁，很快就会被“请去谈话”，轻则毒打，重则家破人亡。
为了表示“仁至义尽”，马步芳早期还规定每户人家可保留一名壮劳力，算是给百姓留条活路。但随着征兵规模不断扩大，地方军官开始从中牟利，名额被拿出来“卖钱”。贫穷人家拿不出银元，就只能把儿子送去当兵。时间长了，许多农村里只剩下八十岁的老头和三四岁的孩子，中间那一代差不多被抽干。
被抓去的壮丁，一部分编入正规军，还有很大一部分被编进民团，俗称“团丁”。平时要种地、挖金、修路，为马家补充经济；打仗时，就临时拿起枪，配合正规军作战。这样算下来，马步芳对外号称“只有三万五千正规军”，但实际上，加上各地民团，足有八万多号人和六万匹战马，还拉出一个炮兵团，再加上蒋介石送来的一个飞行中队。和当年不足两万两千人的红军西路军相比，兵力上形成了悬殊压制。
马步芳“嚣张”的厉害，不只在于他手里有多少枪，还有他如何利用这些力量对付红军。正规军在正面战场打散红军后，民团便立刻出动，荷枪实弹，上山下乡，一家家搜、一窝窝抓，把藏在村落、山林里的红军战士找出来抓去领赏。马步芳开出的价码极诱人：一个红军军官五十两黄金，一个普通战士五两黄金，外带白洋五十元。这些数字在当时足够让很多穷人家红了眼。
更关键的是，青马不只控制军队，还牢牢抓住了地方经济命脉。马步芳的哥哥马步青，用了十四年时间，通过强买强卖占有了超过一万六千亩田地，买下贺家台街上的全部铺面和房屋。临夏城内五分之二的店铺归他所有，他还控制了当地约三成的水磨。青海、临夏一带气候干燥，水资源极为宝贵，谁掌握水磨，谁就掌握了农田灌溉和粮食加工的咽喉。
在“禁烟”方面，马步芳一面挂出“禁烟”的旗号，宣称自己支持中央政策，一面默许乃至暗中操纵鸦片贸易，通过征收高额税收来弥补军费。工厂、商号、集市上的买卖，只要在青马地盘上做生意，就难以逃脱他的手掌。
不得不说，这一整套“军队＋宗教＋经济”的组合拳，使得青马的统治极为稳固。百姓在生活上离不开马家控制的水磨和土地，在精神上又被他通过宗教力量束缚。许多回民只知道“马家是自己人”，至于远在南京的国民政府、延安的共产党，对他们来说都太遥远了。
在针对红军的宣传上，马步芳更是费尽心机。他大量扭曲、编造教义，甚至用宗教名义给红军扣上各种污名，挑动群众仇视红军，信任马家。这种精神控制，使得后来红军在争取青海地区群众时，步步艰难。
四、西路军浴血、红军俘虏被害：青马与中共结下血仇
1936年前后，红军西路军奉命向河西走廊进军，战略意图在于打通同苏联的国际通道。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、总政委陈昌浩，在进入青海、甘肃交界地带时，仍抱有一线希望：通过政治争取，让马步芳保持中立，至少不至于疯狂围剿。
为此，他们多次派人递送文书，说明红军抗日主张，表明愿意联合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态度。出于一贯的政策，红军对俘虏也尽可能宽待。有一次，西路军俘获了马家军士兵，一些红军干部提议说：“人家也是被抓来当兵的，放他们回去，就知道我们不杀俘，说不定还能帮我们做工作。”
然而现实极为残酷。很多被释放的马家士兵，表面恭顺，转身又带着枪回到马步芳部队，继续向红军开火。有一次，西路军俘虏了约一千四百名团丁，考虑到他们大多是被保甲制度强征来的壮丁，红军没有加以严格甄别，还让他们协助部队修筑防御工事。结果，这些人暗中与马步芳部队勾连，关键时刻里应外合，导致西路军损失惨重，一个军长阵亡，兵力锐减三分之一。
相比之下，马步芳对于红军俘虏的做法则毫无人性。在倪家营一线的激战中，西路军从二万一千八百人锐减到不足一万人。随后几次拼死血战后，仅剩两千多人突围。约七千多名西路军战士战死，近一万被俘。马家军对这些俘虏不加区分，任由部下以各种残忍方式折磨，据统计至少有五千六百人死于虐待。
更令人痛心的是，在被俘者中，还有一千三百多名女战士。她们大多受过严格训练，参加过长征，被俘后却遭到强奸、买卖，被分给马家部下作小妾或劳役。对于这些年轻的女红军来说，这样的遭遇，几乎是另一种意义上的“碎尸万段”。
在西安事变之后，蒋介石在表面上答应“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”，但他对中共的敌意并未消失，只是换了方式。他指示马步芳“加紧围剿西路军”，同时又以“抗日部署”为由，阻挠党中央对西路军的增援。西路军孤军深入，前有马家军与自然环境，后有蒋介石的拖延阻挠，处境益发危险。
倪家营一战中，马步青部曲采取的是极为消耗人的战术：轮番上阵，不停骚扰。每名士兵一次只发五到十发子弹，打完即刻骑马撤回补给，后面一批又上来进攻。西路军连着打了四天四夜，弹尽粮绝，人困马乏。再加上马步芳下令在河水中投放尸体，沿途抢掠百姓粮食，让红军在前进中既缺粮，又缺干净水源。试想一下，在这种地狱般的环境里坚持作战，是多么不易。
西路军的惨烈损失，使中共高层对马步芳一系记下了血债。此后在战略决策上，对青马的态度再也没有任何侥幸。
五、抗战之中见分野：三马态度不同，命运也就走向不同
值得一提的是，西北马家内部，对抗日战争的态度并不完全一样。这一点，后来直接影响了毛泽东对他们的处理方式。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马步芳、马鸿逵名义上都“拥护抗战”，在兰州、宁夏募捐、搞宣传、允许学生组织义演。但这两人心里的真正敌人还是中共红军。马步芳把主要精力放在巩固自己地盘、清剿红军残部上，对正面战场的实际贡献极为有限。
马鸿逵则更看重眼前利益。他在宁夏境内大搞防御工事，打的是“防日亦防共”的算盘。表面上，他修筑阵地阻挡日军“可能西进”，实际上更多是为了掌控黄河沿岸的战略要道，为自己日后在内战中讨价还价留余地。
跟这两人不同的是马鸿宾。马鸿宾同样出身马家，但对外战争的认识却不一样。他认为抗日战争是关系民族生死的战争，军人有义务为国家负责。在绥远会战中，他与傅作义协同作战，有效粉碎了日军企图在绥远建立伪政权的计划，为保住华北、西北的后方做出实打实的贡献。因为在抗战中表现突出，马鸿宾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忠勤勋章，这在军阀将领中并不多见。
也正是由于在民族大义面前态度的差异，使得中共在对待“三马”时有了明显区别。那些一心置红军于死地、对百姓残酷剥削、在抗战中消极敷衍的军阀，属于必须彻底清算的对象。而在抗战中确有表现、且相对开明的人物，则还有争取、利用的空间。
六、兰州之战：彭德怀三兵团合击，“青马”根基断裂
时间来到1949年。全国解放大势已定，西北成为国民党最后的几个固守区域。青海、甘肃一带，仍由马步芳、胡宗南等人控制。毛泽东在分析局势时非常明确：要彻底解决西北问题，必须先解决“青马”，特别是要拿下兰州这个战略枢纽。
当时的兰州，是甘肃省会，也是西北交通、粮食、军需的重要集散地，更是黄河穿城而过的要塞。一旦兰州失守，青马与宁马、胡宗南之间的联系将被切断，西北国民党残余势力就会陷入各自为战的境地。
毛泽东几次电示彭德怀，要他集中力量，围歼马步芳在兰州的主力。他的判断很干脆：马步芳若死守兰州，反而是我军的机会。城坚兵精，适合以集中兵力一鼓作气打垮；若敌人四处游走，反而会拖慢解放军推进节奏。于是，他让彭德怀调集三个兵团，做好多次攻击准备，“一次攻不下，就再攻几次”。
彼时的马步芳，已感受到危机逼近。他一边在城内加强工事，一边向胡宗南、马鸿逵求援，希望对方能派兵协同防守。然而，蒋介石多年来刻意挑动西北军阀之间的矛盾，早已种下隔阂。胡宗南自顾不暇，心里清楚自己部队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，一旦拉上青马一起死守，恐怕连退路都没有。而马鸿逵对马步芳也颇有成见，不愿为其卖力。
眼看局势越来越不妙，马步芳做出了典型军阀的选择——弃城而逃。他带着亲信坐飞机飞往重庆，把兰州城里的部队交给儿子马继援。马继援既缺经验，又缺威望，在解放军攻势面前摇摆不定，最后也仓皇退走。
1949年8月，兰州战役打响。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从多个方向发起攻击，战斗持续三天。经过强攻与穿插，多数守军阵地被逐一突破，兰州宣告解放。马步芳留在城内的主力被基本歼灭，共被击溃约二万七千人，青马经营数十年的兰州根据地，一夜之间土崩瓦解。
失去了兰州这一大本营，马步芳的整个军阀体系就像被拔掉了地基。他本人从重庆辗转出逃，最终躲往中东地区，在沙特阿拉伯一带终老，再也无缘踏上西北土地。
七、宁夏局势变化：马鸿逵溃败，马鸿宾起义
兰州失守后，西北局势很快发生连锁反应。下一步怎么处理宁夏“宁马”，成了中央需要考虑的问题。这里的关键人物有两个：一是以残酷镇压陕北群众著称的马鸿逵，二是曾在抗战中立过战功的马鸿宾。
毛泽东在电文中明确指出，马鸿逵在陕北一带“残杀民众甚多，从不干好事”，属于必须打击的对象。而考虑到马鸿宾有一定抗战功绩，对共产党的敌意也不像青马那样根深蒂固，若能争取其起义，不仅能减少战斗伤亡，也有利于安定回汉各族军民情绪。
1949年下半年，宁夏方面的态势逐渐清晰。马鸿逵的实力本就不如马步芳，他自己也明白大势已去。但他一贯习惯于用别人的性命为自己争取时间，一边在口头上鼓动部下“顽抗到底”，甚至放出狠话，要儿子马敦静“打不过解放军就放水、放火、打光，不给共产党留好东西”，另一边却悄悄为自己准备退路。
战端一开，马鸿逵便把实际指挥权交给卢忠良，自己逃往重庆。马敦静同样走了老路，夸下海口后也跟着跑。重庆方面的国民党高层，此时自身难保，没人再愿意听他发号施令。
看到马鸿逵这样的结局，宁夏内部不少人开始摇摆。就在此时，彭德怀一方面指挥部队步步推进，另一方面派人向马鸿宾递送“欢迎起义”的信件。信中既指出国民党政权已失民心的形势，也强调对起义人员将依法合理安置，保证家庭、财产安全，让对方没有“背水一战”的心理负担。
马鸿宾对比了各方情况，很快做出了选择。他宣布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议，同意和平解放宁夏。解放军代表曾思玉与马鸿宾长子马淳靖，签订了宁夏和平起义的协议。宁夏由此避免了一场大规模血战，军民损失大大降低。
此后，马鸿宾在新政权安排下，担任了宁夏、甘肃等地的职务，参与地方治理，为新中国西北地区的建设贡献了一定力量。与之相对，马鸿逵被定性为长期压迫群众、对人民犯下严重罪行的军阀，被撤职查办；后来他设法逃往美国洛杉矶，在海外郁郁度日，再也没有机会插手中国事务。
至此，盘踞西北八十多年的“二马”势力，基本被连根铲除。青马的马步芳、马步青远走他乡，不得归国；宁马的马鸿逵同样流落海外，逐渐被时代遗忘。只有马鸿宾，以较为温和的方式完成了角色转换，在新的制度之下，继续在西北政权结构中存在。
回头看这段历史，西北二马之所以曾经嚣张一时，靠的是军权、财权、宗教权三者捆绑起来的地方统治手段；而他们的结局，又清楚地说明了一个道理：面对全国力量重整、政治格局改变时，谁还沉迷于旧有的军阀思维，谁就难逃被历史淘汰的命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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